西方以“法”为重心的管理模式

比较东西文化的特质就可以发现，西方文化追求卓越，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，因此在西方形成的是独立人格。西方人文主义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，它强调人是宇宙中心，周边一切皆“备于我”。在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，只能是契约社会，即人与人之间不形成宗法伦理、等级关系，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。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时，西方社会就形成了法制社会。它的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管理、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，即在管理中特别注重建立规章制度和条例，严格按规则办事，追求制度效益，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。

如果了解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思维特质，就会了解依靠法规、条例来进行管理，正是科学主义思维特质的基本要求，科学主义的五大原则是：精确、量化、分解、逻辑和规范，由此可见，其所制定的管理模型肯定是强调规则、秩序和逻辑程序，以制度为主体，以防范为特征。正是这种以法规为核心的管理模型，反映了科学主义的管理原则和要求。

东方以“情”为特质的管理哲理

   “静思”习俗。中国人是长于思维的民族，千百年的文化传统给他们形成了某种价值定势，使他们的思维问题难以割断历史脐带，难以违背最基本的价值准则，因而他们的行为是思索清楚了再行动。

“家”本位。家本位是东方社会又一基本特点，因而其管理和经济的发展，不能以牺牲家庭的“安宁”为代价，以损害社会稳定为成本。东方的社会秩序之所以比西方好，东方经济的内在动力也比西方更厚实，其缘由就在于东方经济以“家”为本位。孔子的“仁义礼智信，恭宽信敏惠”之所以在中国千古不衰，正是建立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之上。表现为东方管理具有更多的“情感”特色。企业成为员工情感交流和满足需要的重要场所。

“重义”网络。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和网络经济，经济联系和网络是至关重要的。这种网络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通过不同的途径而建立，而在华人经济圈内，如果同中国社会传统的“重义”网络结合起来，而往往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人无信不立，人无义不正。如果人的经济行为背信弃义，就会受到社会排斥。

由此可见，中国管理模式的成型，应当以理性精神为准则，纳情于理，移情于法，以建立“情、理法”相统一的管理模型。实际上任何管理都应当是三者统一，无非是各自的运作机制不同，各自的管理成本不同，由此引伸出不同的管理模型和体制。